近年来，我国的海洋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沿海省市海洋经济已经占当地国民经济GDP的12%左右。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主要产业，其产值已占海洋经济的50%左右。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由于人们认识不足，盲目追求生产数量，生产规模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生物资源量锐减，物种品质退化，水域水质污染，生物病害蔓延，海洋生态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不但不利于产业的发展，还危及人民身体健康。这就要求人们从生态规律的高度，重新审视生产发展策略和管理措施。

 减船转业，缩小海洋捕捞强度

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人们肆意对海洋生物掠夺扫荡，以及陆源排污，海洋生态出现“荒漠化”倾向，特别是沿海，生物资源波动显著，严重减少。素有中国“鱼仓”美称的舟山渔场，大小黄鱼、带鱼、目鱼等已不能形成渔汛；漳州与舟山一样，捕捞鱼体趋小、种类趋少、产量趋低，实行禁渔期、禁渔区等措施后，有一定效果，开捕后一段时间产量较高，但好运并不长久，鱼虾生物仍遭围剿扫荡的厄运，产量又锐减下去。漳州的马力年产量，在80年代是0.82—0.9吨，90年代是0.56—0.64吨，目前仅在0.50吨以下。 追究其原因，是渔船连年暴增，小机拖船严重失控，渔网网目越来越小，渔船装配先进助渔导航仪器，瞄准捕捞能力极大增强，大大超过资源的再生能力；渔业主管部门管理跟不上、管不了，或是不敢管，有的只能以罚代管。以漳州为例，2000年对比1980年，渔船增加20.46倍，达到11201艘，总马力数增加16.26倍，达到61.32万匹，但是，无“三证”的渔船达67.47%，其中，无“三证”小机船达81.1%。这是过度捕捞、违反生态规律的社会行为。 保护海洋生态资源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坚决落实渔船准造证、渔船马力配额、捕捞许可证和禁渔区、禁渔期、最小网目等制度规定和渔业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从根本上整治，建议把好二个关口，一是造船关，造船厂由县镇政府和渔业部门联合监管，坚决落实准造证制度，对违规建造的渔船坚决销毁，并对监管和船厂责任人惩处。二是减船关，对无“三证”的渔船，原则上应禁渔转业，分期分批施行；取消沿岸张网作业和小机拖网作业，限制流刺网作业；制定渔船报废制度，在5年内，减船50%，政府要安排资金，出台优惠政策，扶助转业渔民发展二、三产业和远洋渔业。

 合理开发，扩大浅海滩涂生产

浅海滩涂的开发利用，使海水养殖生产量跃增。然而，一哄而起的养殖热，却出现生物肌体瘦小、质劣和连年病害的现象。分析养殖业的发展，可以看到，过度的开发养殖，违背生态规律，是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合理开发浅海滩涂水域资源，是持续发展渔业的基本生态条件，整治养殖秩序，提高浅海滩涂生产效率，可以考虑从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调整品种养殖结构，扩大藻类生产面积，减少贝类和鱼虾养殖面积，实行多品种兼轮作和单一品种适度规模；二是高位虾池退养改养，内湾网箱推向外湾，大片单养改小片多养，疏散养殖品种布局；三是各级政府制定养殖生产规模计划，依据《海域使用管理法》，实行使用证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合理布局养殖区域，严格海区管理。

 健康养殖，改进养殖品种质量

近一时期，人们对水产品的安全性产生疑虑。上海群众食毛蚶引发甲肝病流行；福州传出妇女吃单性罗非鱼会长胡须；莆田发生吃积丝螺食物中毒死人；漳州百姓有传出池塘的胡子鲶吃死鸡死鸭死猪，传染病菌；欧共体和日美等国检测出我国出口的贝类、江苏的小龙虾残留氯霉素，禁止进口……中毒、生病、死人、禁运，健康食品变成病源，社会经济遭受损失，水产食品确实使人担心。水产食品的安全性，除了保鲜加工运输环节不卫生问题外，生产环节的不健康，确实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水产养殖环境的污染日愈严重，沿岸水域赤潮频繁暴发，水产动植物病害连连不断，生产者乱投并加大用药剂量，氯霉素、抗生素、性激素、璜王安类药、避孕药等什么药都用上，药物在生物体内驻留积累，残留量使生物产生异味，甚至畸变、癌变，失去食用价值。一些贝类在水中摄食有毒生物（如裸甲藻等），有的藻类富集重金属，转嫁于人体，影响人们健康以致死亡。水产养殖健康问题，应引起生产者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针对当前的情况，要加强水产病害防治科研工作，建立全市性的病害防治网络，配备科技人员，组织协作攻克对虾、鲍、鳗等多种经济种类主要病害，防止病害暴发流行蔓延。坚决贯彻《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堵绝各种陆源工农业排污，搞好绿化（含河口红树林），调整养殖生产结构，防止富营养化产生水域自身污染，尽力控制赤潮、污染发生，净化水质。积极宣传科学养鱼、科学用药知识，落实农业部颁布的食品动物禁用的21种药品和化合物等法规，抓住药店、销药源头治理惩处。加强检疫工作，严格引进新品种和亲体幼苗检疫，施行产地封闭检疫制度，堵绝病害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