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技进步为我国水产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渔业科技取得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渔业科技工作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并有100多项水产科技成果获国家级奖励，500多项成果获部级奖励，其中，自1980年以来，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5项、国家发明奖8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2项。渔业科技进步对渔业增产的贡献率也不断提高，“九五”期间已接近50%。
在渔业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关键性技术的突破，使渔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有：
“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的突破，结束了我国淡水养殖苗种来源靠天吃饭的历史，使淡水养殖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海带夏苗培育和自然光人工育苗技术的成功，使我国海带养殖范围从北方的局部海区拓展至遍及黄海、东海沿岸海区，带动和兴起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海水养殖的第一次发展高潮。2001年我国的海带养殖面积为2.4万公顷，产量达到79.7万吨，在世界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的攻克，使我国对虾养殖由原来主要依靠天然苗的小规模半人工养殖，进入到大规模全人工养殖时期，形成了对虾养殖产业；
扇贝人工育苗和养殖技术的突破和海湾扇贝引进成功，带动了扇贝的养殖业的兴起，产量近百万吨，使扇贝从海珍品成为大众食品。
马面鱼屯、远东拟沙丁鱼、鱼是鱼以及远洋鱿鱼资源探捕技术的开发成功，为我国海洋捕捞业在不同时期提供了新的捕捞对象和作业渔场，促进了海洋捕捞业的持续发展，鱼是鱼的累计产量已达326万吨，鱿鱼资源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这些资源的成功开发，对我国捕捞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大黄鱼、鳜鱼、河蟹等一大批水产名优品种的育苗和养殖技术相继取得成功，对发展优质高效渔业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推动了水产养殖业的繁荣，在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中做出了贡献。以对虾和贝类养殖为主，使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海水养殖的第二次高潮，海水养殖业发展成为沿海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2)科学技术对渔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效地拓展了渔业生产领域。科技的进步，提高了对水域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从而使许多从前未被利用或利用率很低的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养殖水域从池塘向天然水域、从滩涂向浅海和深海扩展；捕捞业从近海向外海和远洋扩展；低洼盐碱地渔业利用、稻田养殖、高密度流水养鱼、工厂化养鱼技术方兴未艾，进一步显示了科学技术在开发新的生产领域方面的前景和作用。
二是大幅度提高了水域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养殖的单产水平大幅度上升，淡水养殖平均亩产从1980年的21公斤上升到2000年191.6公斤，增加了8.1倍，海水养殖平均亩产从1980年的221.8公斤上升到2000年的568.9公斤，增加了1.5倍。
三是有力地促进了渔业生产方式的变革。随着技术的进步，以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大量的物质消耗为其主要特征的传统渔业生产方式得到改善，人工控制水平和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养殖方式得到较大发展。工厂化养鱼、网箱养鱼、流水养鱼等各种高产、高效的养殖方式得以较为广泛的应用，加工、流通环节中各种低耗、增值技术及产品日益增多，促进了渔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同时，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的渔业高新技术取得的成就加快了渔业现代化的步伐。

2．新时期我国渔业技术发展的背景

（1）经济全球化给渔业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是世界面临的大趋势。加入WTO后，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影响。根据WTO的公平贸易原则和贸易壁垒递减原则，从1997年10月开始，我国水产品进口关税率平均下调了40%左右，其中调整幅度在50%以上的有16种。1999年水产品平均关税为19%，2000年至2004年减为10%-12%，2005年部分产品免税，到2007年平均关税降到5%以下。
我国实行关税递减，对水产资源和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水产养殖业的对外贸易，在国际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能够促进水产品出口，这是加入WTO的良好机遇。但是，如果产品品种不对路，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加上进口国利用非关税壁垒设置障碍，对我国渔业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行，对我国水产市场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是促进国内水产市场更加繁荣，水产流通渠道更多、更快、服务更好，消费者能够从中受益。二是中国巨大的水产市场对国内外企业很有吸引力，其竞争将是十分激烈的，对国内水产企业有着相当大的压力。三是贸易自由化对国内企业的压力，经过竞争、适应、交流和合作，压力将化为动力，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国外资金以及有效的经营管理，促进我国渔业的技术进步、结构的优化及产业的升级。

（2）国家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渔业经济的促进

为推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制定和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及方针政策，为我国渔业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经济、资源和市场条件。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工作得到重视和加强，取得了新的成绩。“九五”期间全国完成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约38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近1%。与此同时，对技术落后、质量低劣、破坏资源、污染严重的“五小”企业(小造纸、小炼油、小钢铁、小纺织、小煤窑)实施了关停政策。确定了“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两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控制区)、“一市”(北京市)等重点流域和重点地区污染治理。这些重大举措，为渔业生产净化了生态环境。
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从“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重点攻克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开展战略高科技研究和原创性基础研究，提高了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在具有相对优势或战略性必争的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的跨越发展。从渔业生产方面来看，实施科教兴渔，促进了渔业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养殖对象选育、营养生理及饲料研制、水产药物研制、设施渔业、水产品深加工、冷链系统与市场营销等方面得益于科技进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扩大内需和开拓国内市场的需要，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随着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得以兴建，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以及水库、水利设施的建设，为西部渔业的开发提供了水域资源。加上西部特殊生态环境下生长的珍稀水生生物品种，为西部特色渔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
实施城镇化战略，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促进城乡共同进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渔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渔民、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市场容量的扩充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渔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城镇化的推进，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开展，全国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将不可逆转，土地资源将更为稀缺。经济发展的注意力无疑转向海洋，转向内陆水域，从而对渔业水域的开发提出了新的需求。如在“九五”期间，按照“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要求，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居世界第8位。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城乡居民收入明显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比1995年增加1997元；农民人均收入2253元，比1995年增加675元。至2000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6.4万亿元，比1995年增加1倍多。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由1995年44.9%下降到2000年的39.3%，农村居民由58.6%下降到52.6%。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既为渔业的科技进步和生产能力的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又为水产品市场的扩张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3）新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农业人口占60%以上的农业大国。以农业为基础，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农业基础作用的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工业化初期，农业的基础作用，主要反映在如何满足社会的衣食所需，为工业提供必要的原料和劳动力，同时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基础作用，逐步向如何满足市场需求的方向转变，农业的基础作用的重心开始向为市场作贡献转移。我国有着十分广阔的农村市场，但在当前还仅仅是潜在的市场。要开拓广阔的农村市场，把潜在的市场转变为现实的市场，最根本的出路就在于提高农民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提高农民、渔民收入，就是加强新期农业的基础地位作用，就是为增强国家经济整体实力做贡献。新阶段我国渔业科技发展，要紧紧围绕如何加快水产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快提高渔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更好地为渔业生产服务，为农民、渔民增收服务。

（4）新阶段我国渔业科技发展面对的新问题

我国的渔业科技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与渔业发展的要求相比，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和问题，许多问题已严重地制约了渔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基础研究相当薄弱，许多严重制约渔业生产发展的技术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于在遗传及育种理论及方法上研究不足，我国的鱼类育种工作相当落后，养殖对象绝大多数仍是直接驯化利用野生种，与种植业和畜牧业中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品种的更新和改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对水生生物繁殖和发育机理方面缺乏系统研究，致使许多重要的优良养殖对象，如鳗鲡等洄游性鱼类和许多海水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长期难以突破，一直依靠捕捞天然苗种和从国外进口，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由于对水产养殖病害的发生机理、传播途径、病原生物学等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在贝类、藻类的重大病害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对许多大规模暴发的病害缺乏及时有效的预报和控制措施，如扇贝大规模死亡连年发生，损失居海水养殖业首位，部分海区死亡率达80%以上，对虾白斑病至今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河蟹病害也呈逐步扩大之势。种苗和病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水产养殖发展的两大“瓶颈”问题。我国对养殖水域的养殖容量、水域生态优化和修复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还不能为养殖生产提供支撑技术。在水生动物药物代谢方面至今尚未开展系统研究，在药理学、药物安全使用等方面的研究极为不足，难以确定合理的用药规范和合理的休药期，在药物使用上一直在照搬和模仿畜牧兽药，滥用药物的情况严重，导致养殖水产品药物残留状况日益严重，对水产品的食用安全已经产生了严重影响。
二是公益性技术支撑工作开展不足，大量的常规性、技术基础性工作得不到有效开展。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条件支持，我国在渔业资源调查、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等方面的工作未能得到有效开展，远远落后于渔业生产及管理的需要，既影响了渔业资源的动态变化规律、资源增殖、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治理等研究工作，难以为制定合理的渔业生产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又影响了我国海洋渔业限额捕捞制度等保护渔业资源措施的实施，使渔业生产发展与资源养护、水域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我国水产养殖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环境污染、工程建设及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 水生生物种质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水生野生动物濒临灭绝，许多人为因素还导致种质资源的遗传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状况恶化，迫切需要开展种质资源的保存、鉴定工作。
三是配套应用技术开发能力不强，缺少技术储备，影响渔业生产的产业化、现代化进程。目前我国的水产配套应用技术的综合开发能力不强，缺乏生物、生化、工程、机械设备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整体技术水平低。如水产品加工技术较为落后，世界发达国家水产品加工比例达70%以上，而我国只有30%左右，而且初级产品多，深加工、精加工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特别是淡水鱼加工利用的关键技术迄今未有突破，严重影响了渔业整体效益的提高。在水产养殖配合饲料的研究和开发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致使我国水产养殖中2/3以上的产品不是投喂营养平衡的配合饲料，而仍直接投喂原始的鲜杂鱼或其他饲料原料，既造成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又加剧了养殖水域的污染，如仅40多万吨产量的海水鱼养殖，每年就需要投喂鲜杂鱼200多万吨。我国的渔业装备水平也很低，包括渔船、渔业机械和养殖设施等，与世界渔业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四是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生产者接受新技术能力较低。由于渔业生产大多数为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生产者的素质和接受技术的能力较低，缺少具有技术开发和技术消化的龙头企业，研究单位缺少将技术进行熟化、扩大中试的条件，使许多成果难以转化和应于生产。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基础差、底子薄，网络不健全，到目前为止，仍有5％的地区级、18％的县级和27％的乡级应建站尚未建立，已建的站也大多缺少必要的仪器设备，技术培训、试验示范基地更为缺乏，绝大部分渔业技术推广机构离“五有”站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在运行机制上也有许多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不利于发挥技术推广机构的综合服务功能，在机构改革中，水产技术推广机构所受冲击较大，砍机构、减人员的事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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