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目前，畜禽工业化饲养方式被当作畜牧业现代化的目标来推行。畜禽高密度地生活在圈舍笼栏内，它们见不到蓝天草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基本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更谈不上情感需求，只能被动地快长肉多产蛋等。在得不到起码动物福利的前提下，在过劳亚健康状态下，畜禽必然会生病，生病就要喂药，喂药就会产生药残，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况且，现在国际国内对食品安全的标准都升格了，过去允许使用的药物，现在都变成了禁用药，而且禁用药范围越来越大。允许使用的药物越来越少，几乎全部在禁用范围。即使允许使用的药物也有用量限制，苛刻程度达到即使闻一下，都会残留超标。由于工业化的生产体系是根本原因，所以畜禽疫病药残问题带有普遍性，不是个别情况。仅靠谴责与处罚是解决不了的。需要认真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从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度，在源头上入手，将饲养方式由工厂化转变到生态化上来，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第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也是数量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发展模式追求大规模高产量，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科技和资本也沿着这个方向大力推动促进，导致普通畜产品市场饱和过剩，致使畜产品市场环境日益严酷。在畜产品的饲养加工环节，煤水电油原料人工运费都已大幅度涨价，增加了生产和运输成本。玉米乙醇正逐渐替代汽油成为工业品，饲料玉米因短缺正在涨价。在销售环节，城市中的超市等大卖场已经取代传统的农贸市场食杂店等，成为肉禽蛋奶的主通路，实现了通路垄断。这对畜产品生产者是高门坎是壁垒，是强大的制约。超市大卖场凭恃连锁经营销量大的垄断优势，不仅把价格压得很低，还设置了进店费赞助费店庆费，还有1-3个月的帐期等苛捐杂税。导致销售成本提高费用增加。原料涨价成本上升让畜牧业叫苦不迭，市场过剩价格下跌让畜牧业雪上加霜，城市中销售通路制约让畜牧业腹背受敌，从事畜牧业的农民遭遇前后左右夹击四面包围。

     把畜产品假冒伪劣的原因归结为我国企业规模小数量多，技术水平低，员工素质低等，都是不准确的。企业规模大小不是产品优劣的必然因素，小企业也能生产优质产品，但前提是优质一定要优价，如果没有优质优价的市场保证，小企业就会采取另类生存的方式，打擦边球偷工减料，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降成本或增产量，以获得微薄的效益来求生存。数量型的增长方式，优质不优价的市场环境，结果就是逼良为娼。人们把食品质量安全的希望，寄托在大企业名牌企业的身上，确实大企业名牌企业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假冒伪劣，必须货真价实。但是优质不能优价的市场环境，大企业更难以挺住和坚持。它不能选择小企业偷工减料的生存方式，只能坐以待毙。数量型的增长方式，优质不能优价的市场环境，是逆淘汰机制，无法获得优质安全放心的畜产品。也不可能像北美欧洲形成几家大型畜产品企业集团，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我国现在缺乏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这是大企业生存的土壤气候条件。

     任何行业放任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进行自由调节，都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不能稳定协调发展。畜产品市场也一样，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靠市场力量自由调节难以实现，需要政府用有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当前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也许不是钢铁水泥，而是畜产品。所以，畜产品是最迫切需要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行业。国家对工业品的产能过剩，对钢铁对电力对房地产及时地大力度地实施了宏观调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遭遇过剩危机的产业，能够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现在，低质畜产品的过剩，已经危及了中国畜牧业的生存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农牧民增收，也迫切需要靠国家的力量进行宏观调控。对畜产品的宏观调控，既要防短缺，也要防过剩。如同货币政策，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防止通货紧缩。短缺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过剩则谷贱伤农。

     当前，国家对畜产品宏观调控的重点是防过剩，需要采取措施调整结构，促进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政策导向上，不单纯在规模上做文章，在数量上兜圈子。政府要围绕着产品质量投入各种资源，引导支持农户，按有机食品标准生产，并在资金上向有机畜产品倾斜，在技术上向有机畜产品倾斜，在人力上向有机畜产品倾斜。并在市场资源上为有机畜产品提供平台。对城市中餐馆酒店学校食堂等大众集中就餐的优质商业通路，实行有机畜产品市场准入，为有机畜产品提供优质优价的销售渠道，为生产有机畜产品的农户，提供稀缺的市场资源。通过国家政策渠道，给予优质的市场渠道资源，比给农民钱更有价值更解渴，让农民一斤肉获了二斤肉的收入，一只鸡卖出了二只鸡的价钱。通过宏观调控，使畜产品走出过剩价跌的困境，让农民能够通过畜产品的提质增值来增收，同时也让城市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健康的畜产品。国家的宏观调控，既要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畜产品的不轨行为。也要严厉打击低价倾销的不端行为，维护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有了优质优价的公平的市场环境，就能有效地对畜产品厂家商家进行监管，要求它们规规矩矩不偷工减料，走优质优价增收的路子。

     畜产品质量问题有特殊性，有常规的质量问题，如腐烂发霉超贮变质，这类质量问题，在外观上能够发现容易控制；发生这类常规质量问题，不论价格高低，都不能上市销售；特殊质量问题是疫病问题，是抗生素重金属激素等药残问题。消费者肉眼从外观上看不出来，同时质检部门也无法全部现场监测。让消费者放心的健康畜产品，必须采用健康的饲养方式来获得。让消费者放心的内在健康品质，也必须投入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生产者要舍得把资源投入到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品质上，甚至肯以牺牲数量来换取质量，同时，消费者也需要花钱买放心买优质。现在城市消费者认同绿色食品，更认同有机食品，但是不认同绿色有机食品较高的价格。他们希望以普通食物的价格，来消费绿色有机食品，这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公平的。对畜产品实施宏观调控，需要借助国家的信誉和力量，对消费者进行优质优价的教育。告诉他们“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要舍得花钱买健康买安全买放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健康安全放心是有投入有价值的东西，也要花钱来买，这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已率先脱离温饱，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消费结构也已发生变化，他们追求消费绿色健康安全放心的畜产品。畜产品通过优质化的方式，即使提点价，城市人也能承受，也会理解。这是实行畜产品优质优价十分有利的心理基础和条件。

     林毅夫教授指出：“在1978年底到1984年的短短6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解放了生产力，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在那段时间，政府高兴，因为解决了粮食问题；城里人高兴，因为农产品市场丰富起来；农民也高兴，因为自己的收入快速增长”。国家通过实施宏观调控，促使畜产品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也能收到“三个高兴”的圆满效果。政府高兴，因为解决了农民增收这个三农的核心问题；城里人高兴，因为吃上了放心健康的食品；农民也高兴，因为农产品增值，为他们提高了收入。我们扶农支农助农不能尽是输血办法，尽是施舍救济的方式，就中国大多数农民来讲，种植业养殖业就是农村的优势产业，农民增收在种养业上找到突破口，它们有了用武之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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