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加入WTO，将提高中国农业长期竞争力，有助于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结构调整，促进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但是，入世会对农业带来冲击，特别是刺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加，造成压力，并对农民就业、收入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不同省区农业由于自然条件、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入世农业影响在不同省区有不同特点。沿海省区从入世带来的出口扩大中获利较大，同时也会面临较大的农产品进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因而入世会促进这些省区发生比较活跃的农业结构调整。绝大部分西部和边远地区，出口扩张效应和进口替代压力都比较小，因而入世引起的结构调整幅度比较小。（中经评论·北京）中国加入WTO，将提高中国农业长期竞争力，有助于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结构调整，促进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但是，入世会对农业带来冲击，特别是刺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加，造成压力，并对农民就业、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不同省区农业由于自然条件、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入世农业影响在不同省区有不同特点。
　1、中国农业贸易的表现和结构
    80年代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和进口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年出口额从80年代早期约40亿美元到90年代中期140亿美元）。80年代后期，农产品进口大幅度增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进口下滑，但从1993年起形成最强劲的一波上升过程，到1995年达到120亿美元的高峰值。
　 除了80年代初期农产品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外，其它年份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中国农业贸易一直属于顺差，且顺差规模呈扩大趋势。  在出口方面，鱼类产品和蔬菜水果等产品取得骄人成绩；食用动物产品、饮料和烟草以及其它类农产品出口也有显著增长。进口方面突出特征是大宗农产品占据了贸易农产品的绝大部分份额。
  大宗农产品基本属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而鱼类产品和蔬菜水果等则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中国农业最基本结构特点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
2、入世农业影响的省区分布
    开放农业，打破大宗农产品流通国有垄断体制，提高效率，有助于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增强农业长期竞争力。
    入世刺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加和带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上升，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国内比较优势的省区获利较大，而缺乏国内比较优势的省区获利较小。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可能从入世的出口导向中获利较大；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入世导致进口增加带来的压力较小。
    中国农产品贸易数据显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在东部较高，西部较低，中部居中；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在西部较高，东部较低，中部居中。
    海南、辽宁、广西、河北、湖北、江西、吉林等7个省区，在劳动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上都具有相对优势。它们可能从入世带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促进效应中获益较大，而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      增长带来的压力方面仅面临较小成本，处于有利地位。
江苏、湖南、四川、贵州、重庆、西藏等6个省区，在两类农产品生产上都缺乏相对优势，从入世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促进效应中可能获利较小，而面临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长带来的较大调节成本，处于不利地位。
    福建、广东、上海、山东、天津、浙江、北京等7个省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土地密集型产品上缺乏比较优势，因而在入世影响上可能从出口扩展中获利较大但也要承担较大的由于进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新疆、黑龙江、内蒙、青海、宁夏、陕西、山西、安徽、云南、甘肃等10个省区，从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扩展中得益较少，但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加引发的调节成本也比较小。
3、主要结论
    一，80年代以来，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净出口增长较快；而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表现出净进口增加的趋势。
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东部具有比较优势，西部缺乏比较优势，中部居中；相反，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在西部具有比较优势，东部缺乏优势，中部居中。
三  ，沿海省区从入世带来的出口扩大中获利较大，同时也会面临较大的农产品进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因而入世会促进这些省区发生比较活跃的农业结构调整。绝大部分西部和边远地区，出口扩张效应和进口替代压力都比较小，因而入世引起的结构调整幅度比较小。
4、政策建议
    首先，一个政策预期相对稳定的市场环境，对于农民和企业自主进行结构调整，实现入世带来的农产品出口增长极为重要。因而，应当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减少对农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其次，政府需要在信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教育方面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企业、农民需要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市场营销、技术创新等方面艰苦努力。
    最后，应当重视农产品进口上升对农业部门和农民收入的冲击，特别是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负面影响。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支持力度。
    在支持方法和途径上，应减少对具体农产品价格保护及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增加提供农村长期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改变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农民、社区和基层政府提供经费的现状，大幅度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