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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监管
在林业局人士看来,对国际狩猎的监督一直是很严格的。
王伟介绍,在我国打猎,必须使用国家规定的来福枪。申报持枪证则主要由代理机构来完成。
据新华社报道,洋猎人要在我国狩猎,首先要向公安部申请登记,对其所持枪支要登记备案,乘坐航班时要严格按照枪支和子弹分离的原则。到达狩猎地机场后,当地公安机关要在现场监督,林业部门控制枪支,仍旧坚持与子弹分离。
而在打猎的物种而言,按照国际惯例,打猎要遵循“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的原则,王维胜说,如果多打了,要按照非法猎杀野生动物进行相应的处理。
“误伤了也不行,只要是野生动物见血了,不管死亡与否,受伤轻重,都要全额支付该动物的狩猎价格,狩猎活动也就此结束,所有服务停止。”他解释道。
而根据郭松林介绍,目前,狩猎的猎物基本都是草食动物,雌雄的外在性别特征非常明显,越是年老的雄性动物,它的角就长得越粗壮,雌性的角反而不明显。“误伤或误杀的可能性很小,一般在1%到2%左右”。
据王维胜介绍,而按照原先涉及的拍卖规则,政府会有专人监督代理机构履行指标的情况,是否在规定区域、限定时间、数量内狩猎,是否遵循狩猎的基本道德准则。
而针对外界最为集中的质疑:拍卖狩猎额度是否还会对种群产生影响,王伟反复对外界申明:“狩猎也是为了保护。”
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计,拍卖的国际狩猎数量大约占我国可以猎杀动物资源总量的万分之二点七。而国际上传统的理论狩猎数据可达到15%,就是说如果每年增长量是100头,就要消灭15头。
“蒙古每年国际狩猎指标多达上千,通过中国过境的就有上百人。中国的国际狩猎数量根本不会影响动物种群的稳定。”王巍认为。他毕业于某大学动物专业。
而多数质疑者认为,中国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虽然得到一定的恢复,但远远没到不杀不可的“饱和”程度;大自然遵循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原则,能够维持不同种群间的动态平衡,刻意猎杀只会破坏。
12日新华社评述认为,“有限度狩猎”一旦成了旅游项目,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很容易变成“无限度滥杀”。而地方林业部门既然有了经济利益目标,当“保护”遭遇“产业”时,到底还有多少举动能不被金钱所冲击?又有谁能保证这个“限量版”的狩猎会完全遵守游戏规则?
保护还是破坏
目前,国际猎人进入中国打猎的消费从500美元到上万甚至十几万美元不等。他们需要支付的费用包括猎物费、资源费、综合服务费等。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处处长曹良介绍,狩猎扣除成本和所要交纳的国家资源税后,其资金将留在当地进行野生动物的保护。
按照国家林业局公布的信息,该项费用主要分配为,国家收取资源管理费,一级保护动物是拍卖价的6%,二级动物是4%;猎物费全部用于保护当地野生动物;综合服务费其中15%由中介代理机构收取,剩余部分由省、县、猎场所在地分摊。
王巍解释说,比如猎杀一只盘羊的价格是1万美元,那么,旅行社从中扣除15%即1500美元的服务费,剩余的8500美元都要交给当地省级的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再由该部门逐级分配到下属的市、县、乡、村各级部门。
“最多的时候要支付10几万人民币的费用”,他说。
按规定,省里留下部分服务费,保护经费直接下发到保护站,进行野生动物的监测,一部分补偿周围的牧民,进行社区共管。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截流资金装到个人的口袋里,国家财政审计部门将会查处。
王维胜说,狩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尽可能地提高狩猎资源的价值。据悉,新疆有8地(州)的动物保护机构都是用狩猎收入建立起来的。
此外,国家每年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资金的投入都在亿元以上。“但是,投入资金最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却并不一定是野生动物保护最好的地方。”动物野生协会一名专家告诉记者,以前动物保护多是采用了国家拨款的模式,而能够在保护动物方面起到很大作用的农民并未得到任何收益,因此也没有积极性。
而国际狩猎给当地人带来了一些收益。据郭松林介绍,一般而言,一个向导一次狩猎可获得几百元到千元以上的报酬,需要时间大概是5至7天,最高的一次一个人挣了12000元。“在当地,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王维胜说,一个国际猎人曾去一个地方打羊,结果羊被当地人打怕了,一见人就跑,几天下来一无所获,这个猎人后来和当地的官员和百姓说,如果当地再不加强保护,就再也不会有国际猎人来了。当地人此后开始主动加强保护。
上述专家认为,不能一味地反对狩猎,也要看到,国际狩猎不仅给当地的动物保护输入了资金,也可以在客观上改变猎场周围农民的思想,让他们自觉地守护猎场。“以前就曾有过一个狩猎向导,专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巴,跑到省城去举报当地一个部门领导非法狩猎的情况,最后被举报者被免职”。
但他也提出了一个质疑,野生保护动物是国家的,而这些收益是由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来拿,这是不是合理?这位专家表示,与以往不透明的操作方式比,公开拍卖实际上是一种进步,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国际狩猎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规范。
■链接
部分被允许猎杀动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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